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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山，一个普通的农村男孩的名字，23岁，叛逆却已经能够主宰自己的年龄。家庭贫困、父母劳疾在身，一家三口住在一个不足10平米的简陋的破房子里。

　　他应该患有严重的易性癖，却因为无法获得变性的满足，想尽办法攒钱购买一些妇科药品以及雌性激素类药品服用，家里本来就一贫如洗，他却还执意购买一些女孩衣服以及女性化妆用品。

　　如果见到他，你会发现他一直身着女装。他不善言谈，文化尚欠，但是面对那些反对和讨伐他行为的人，他总是执着地认定自己是女孩，执着地想要去实现“变性手术”这个梦想。

　　此前，媒体把他当作了哗众取宠的怪物，以猎奇的角度去吸引人们走进刘长山的内心世界。后来他的故事在受到广泛关注后，媒体又请来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性学家去对刘长山的行为进行评论。一时间，刘长山变性的故事，成为了人们争论的焦点。

　　其实，这在国外应该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很少有人去关注。然而在人们的围观下，早已成佳节又重阳人的刘长山注定很难实现他的梦想，注定要遭受这个主流社会的讨伐，注定要背负不孝的骂名，因为，这是在中国。无论从传统文化层面，还是从社会保障层面，他都难以获得应有的救助。

　　他是弱势的，媒体想要去帮助他，却又嘲讽他，此时媒体是无法保证应有的客观和舆佳节又重阳论主导能力的。因为媒体很难去公开支持这样的所谓“个人意志”以及“权利”，而只能担当起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卫道者。作为媒体人，我们都知道：中国媒体是很忌讳公开支持同性恋以及变性人等这一尚无法得到保护的特殊人群的。

　　曾几何时，李银河一直在中国为这些弱势的不被主流社会认可的特殊人群的生存权利而大声疾呼，每年的两佳节又重阳会，她都会提出几项保障特殊人群生存权的建议或者相关法律提案，然而又有几人听进，几条法律保障得以实施？因为，这是在中国。

　　我翻看了媒体采访刘长山的所有视频，起初我以为他只是年少叛逆，只是心理疾病的受害者，但是当他提及自己的痛苦以及梦想，我仿佛看到了任何一个坚持自己梦想的人的表情。我认识到“成为女孩”这一想法已经在他的内心根深蒂固，这不是在做秀，这是一个在为“个人意志”的实现而寻求帮助的过程，为此他不惜在媒体面前下跪，甚至去跳楼以求得到声援。他不想去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只要人们能够简单的承认：他是个女孩。可是这一简单的要求在一个集体意识泛滥、道德高悬的国家里，想获得某些认可着实很难。

　　我想，中国或许是在进步的，因为很多年轻人心里“同性恋”行为已经等同于时尚，不管只是追逐潮流还是对这一人群的些许认可，人们终于不再只是把他们（她们）视作怪物和弱势群体；“曾哥”、“春哥”这种中性文化也一再受到人们的追捧。然而，一个普通人的变性梦想，此刻却成了广受非议的社会问题。只是因为几个标签，他是一个穷苦的农村孩子、一个没有常识却吃各种妇科药来达到心理满足的易性癖患者、一个以粗暴手段逼迫父母同意自己变性的男孩、一个不惜在众人面前放低尊严下跪的人，一个在媒体面前哗众取宠只为博得同情的孤独者、一个已经成佳节又重阳人却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普通人。

　　这些不得不值得我们反思，假如他是张国荣，假如他是某位易性癖明星比如变性了的吉米，人们或许才会对他报以些许宽容。

　　赵长山的个人问题，确实折射出不小的社会问题：一个文化包容的问题、一个群体的道德意志高于个人意志的问题、一个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以及一个公民权利的普及问题。

　　我知道，赵长山是真正的弱势群体。我还知道，在中国，即便有哪家医院免费为他做了手术，他仍然很难获得幸福，因为在这个社会的异样眼光中，他的生存权将难以获得保障，而他的行为，却注定深深的伤害了他那朴实的农民父母的心，可是他又怎么能懂得这些？他的眼里只有一个梦想“成为女孩”。

　　或许，赵长山不做这个手术，有一天正如他说的，回家买瓶敌敌畏，一个二十多岁的生命就此终结了。

       因为，这是在中国。